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窦婴同样心烦意乱,但他没有回应司马太史令的问题,反而是借茬引到了其他问题上。
“这等术一旦铺开,到时不知有多少人拿来四处乱瞅乱看,也不知道要流传多少野史乱事出来,这不是我们派系的损失,而是会给后代带来不可弥补的错误!”
司马太史令一口回绝,这让窦婴连连嘀咕,大致就是说司马太史令太过于会讲大道理。
但多了这个茬,司马太史令倒是没有再过于征求窦婴的意见,而是极为严肃观看着安乐宫方向所要发生的事情。
不论安乐宫那儿发生了什么,他总归是能获得最终的结果,又将这桩大事完完整整记录在史书上。
“建元二年,帝欲逆乱,被诛!”
“建元二年,帝逆乱,太皇太后薨!”
对于史书而言,过程不重要,只谈结果。
这其中记载不论谁有什么不得以的苦衷,也不论谁有什么必须不可的理由,更不论谁有什么滔天计划,也不涉及人性之善恶,史官只做记录,而一切则交予后人判断。
有人觉得这么做很对,有人认为错误,那都是后人的事情,毕竟他们记录历史并不是窥探未来,难于清楚将来会如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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